「专访」全球疫苗免疫联盟CEO：世界正在进入多重流行病并发的新时代

有效的疫苗是许多疾病最重要的防治手段。过去三年的新冠全球大流行，一方面，人类以超乎寻常的速度研发出疫苗并进行大规模推广，创造了疫苗史上的诸多纪录。但另一方面，如何更公平地分配疫苗，如何利用疫苗预防下一次的大流行，也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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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lobal Alliance for Vaccines and Immunisation，下称Gavi）是一间全球知名的疫苗倡导机构，其使命是提高免疫覆盖率和公平性，并提供具有成本效益的疫苗。它成立于2000年，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其创始成员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和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等。该组织通过与政府、私人企业和民间组织合作，在低收入国家提供疫苗接种服务，以减少疾病传播和儿童死亡率，并创造可持续的公共卫生系统。

新冠疫情期间，Gavi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是新冠疫苗实施计划（COVAX）的两位发起者之一（另一位是CEPI，流行病防备创新联盟）。COVAX是新冠疫情期间最重要的全球疫苗采购和分配机制，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提供了大量疫苗。中国也参与了COVAX，自2021年7月起，中国的国药集团及科兴开始向COVAX提供疫苗。而Gavi则为COVAX提供支持，并负责协调疫苗的采购、分配和交付。通过与疫苗企业进行谈判，确保COVAX能够以合理的价格获得疫苗。此外，Gavi还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提供了财政支持，以帮助它们扩大其疫苗接种计划。

日前，非营利组织“前沿研究基金会”在瑞士蒙特勒举办论坛，Gavi的CEO、美国流行病学家塞斯·伯克利（Seth Berkley）发表了主题为“为世界接种疫苗：来自Gavi和COVID-19的教训”的演讲。界面新闻记者在会场就大流行预防、疫苗公平性等相关话题对他进行了专访。

塞斯·伯克利在美国布朗大学获得医学博士。职业的初期，他供职于美国疾控中心（CDC），与许多传染病打过交道。后赴非洲为乌干达卫生部工作，在那里他创建了艾滋相关的防护计划。他也曾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工作，项目涉及公共卫生，医护培训，疫苗，艾滋，性传播疾病，生殖健康等，他还创立了国际艾滋病疫苗倡议组织（IAVI）。2011年，他加入了Gavi担任CEO。他曾被《时代》杂志评为2009年“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

以下为访谈全文，刊发时有编辑。

史上最大、最快、最成功的大规模疫苗推广

界面新闻：2020年1月，你出席了世界经济论坛的达沃斯年会，彼时正逢新冠疫情刚刚在世界出现。COVAX的计划实际上是从那次会议开始萌芽的。Gavi作为COVAX的两位发起者之一，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开启COVAX的计划？

塞斯·伯克利：Gavi的作用是为生活在最贫穷国家的人接种疫苗，我们为世界上大约50%的儿童接种了疫苗。但回到2009年的猪流感，也就是上一次发生的大流行病时，当时第一世界买光了所有的疫苗剂量，而发展中国家却得不到足够的疫苗，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当我们在2020年1月，听说有这种疫情时，尽管还不知道它是否是呼吸道传播，是否人传人……但是我们开始听到一些传言，说可能会有更多的病例出现。我们当时的判断是，即将有大流行爆发。因此，我们开始与CEPI进行讨论。CEPI在那一周向企业提供了第一笔拨款，用于开始生产一些针对这种病原体的疫苗，尽管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全部的细节。

界面新闻：COVAX为改善疫苗不平等做了很多工作。但在过去的几年里，关于疫苗的平等分配的讨论仍然不断出现。你如何评价COVAX在过去三年里所做的工作？你对哪一部分最满意，哪一部分有可能在未来得到改善？

塞斯·伯克利：在那个时候，我们对病原体一无所知，我们也不知道是否能够成功研发疫苗。但重要的是，在那种情况下，世界应该尝试快速行动。在新冠疫情之前，获得许可最快的疫苗是用于腮腺炎的疫苗，用了4年时间，而大部分的疫苗研发时间都超过了7、8、甚至10年。因此，当我被问及疫苗的进展速度时，我当时认为如果世界真的加快速度，也许可以两年内实现。但在最后，只用了327天，第一支新冠疫苗就被批准紧急使用。所以这就是科学的力量。

我们在2020年6月开始为COVAX的想法筹集资金。募集资金的一大挑战是，从捐助者同意给你钱，到钱被转移进你的账户，需要很长的时间。到2020年底，我们手头只有大约4亿美元，尽管我们已经筹集了24亿美元。因此，我们开始做一些交易，但量不是很大。因此，这里的关键教训之一是需要立即获得应急融资。如果我们在新冠疫情开始时就准备好了资金，那么我们就可以继续推进，向制造商订购他们的疫苗。我们最终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疫苗组合，我们的疫苗组合中有11种不同的疫苗，其中两种来自中国；但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为大多数疫苗下的订单被推迟了，因为我们没有钱。富裕的国家能够打开他们的国库，立即购买疫苗，这使我们处于不利地位。

因此，我们在2022年底与印度血清研究所进行了技术转让，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疫苗生产商。这被证明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技术转让，我们曾预计其中有400或500万剂可以用于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在富裕国家的第一剂疫苗交付后39天，第一剂疫苗就交付了，以前从没有这么快过。尽管已经完成了技术转让，本应将一半的剂量留给印度，一半的剂量给发展中国家，但是突然间，德尔塔（Delta）变异株导致印度疫情暴发，他们决定将所有的剂量留给自己。

因此，在2021年有一段时间，我们买下的剂量没有流向发展中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有如此大的缺口。我们也已经与其他公司签订了订单，但这些订单需要更长时间交付。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请求全世界的人捐赠，我们得到了大量的捐赠，最终超过9亿剂。这些被用来填补缺口，直到我们的订单开始交付。因此，我们最初说，在2021年，我们将为最贫穷的国家提供9.5亿剂，为自筹资金的国家和较富裕的国家提供9.5亿剂，以及多达1亿剂的人道主义疫苗（humanitarian buffer）。到2021年年底，自筹资金的国家并没有很多需求，人道主义疫苗确实没有发挥作用，我可以解释原因。我们最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9.5亿的疫苗。但这是在年底完成的，而不是像最初计划的那样在整个一年内完成。

从2022年开始，我们基本上有足够的供应给所有人。因此，供应不再是一个问题，但许多国家在运输疫苗方面存在困难。因此，我们从供应疫苗转向帮助各国交付疫苗，提供资金。在2021年初，有34个国家的疫苗覆盖率低于10%，而现在有6个国家的覆盖率低于10%。总体而言，92个最贫穷国家的第一剂疫苗接种覆盖率为55%，而全球总覆盖率为66%。这不是很公平，但已经很接近了。对于关键的高风险群体，卫生保健人员的覆盖率为82%，老年人为69%，都比他们应该有的的要低。我们需要努力提高这些比例。

要回答你的问题，我会说这是历史上最大、最快、最成功的大规模疫苗推广。对此存在许多批评，特别是在2020年当疫苗交付出现延迟的那段时间，但那是由于出口禁令、疫苗民族主义和疫苗公司无法供应。

新冠疫情让疫苗急剧政治化了

界面新闻：你提到了疫苗民族主义这个词。你如何看待疫苗民族主义？

塞斯·伯克利：有两个部分。首先人们想要疫苗的急性期并不是对新冠疫情的恐慌时刻。在早期阶段，直到2020年底、2021年初，当我们刚刚开始有疫苗的概念时，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想得到疫苗。此时发生的情况是，各个国家说：“不，我们要先为自己国家的人提供疫苗。”一度有人说我们天真幼稚，但事实上，我们知道这将会发生。

我们的论点是，各国应首先覆盖其高风险人群。我们估计，平均而言，高风险人群的比例约为20%，但一些国家要高得多，比如日本有非常多的老年人口，他们需要的数字要高得多。南苏丹的人口结构非常年轻，所以他们需要的数量较少，但平均来说大约是20%。要覆盖高风险人群是因为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这能给人们最好的保护，所以我们呼吁达到20%覆盖率的目标。但许多国家说：“不，我们要在自己的国家实现100%的疫苗覆盖率，然后再把疫苗给其他人。”这在新冠疫情中确实是一个问题。大量的疫苗被生产出来，全世界在第一年生产了超过110亿剂量的疫苗，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多，这是工业界为迎接挑战而采取的措施。但是疫苗民族主义的问题仍然持续了6个月到1年，直到疫苗剂量真的过剩。

界面新闻：说到人们如何看待疫苗，我观察到两种有些矛盾的趋势。一方面，新冠疫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看待接种疫苗的观念，不仅仅是为了新冠，也是为了预防其他类型的疾病。比如最近的流感季，身边就有许多人选择去接种，而在几年之前他们可能不会这样去做。但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有一波强烈的疫苗怀疑主义的浪潮，甚至是阴谋论。你多年来一直在倡导疫苗接种。你认为新冠疫情如何影响了人们对疫苗的认知？

塞斯·伯克利：从第一种疫苗开始就存在着对疫苗接种犹豫不决的现象（vaccine hesitancy，疫苗犹豫）。天花暴发的时候，有人相信种了牛痘的人，头上会长出牛角。所以这种现象总是存在的，这次没有什么不同。顺便说一下，这种现象在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更常见，原因是，富裕国家的疫苗覆盖率非常高，所以人们难以在生活中看到这些疾病。因此，一个母亲更可能会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给我的孩子注射疫苗，它可能会让我的孩子发烧，它可能会伤害孩子。所以存在着对疫苗接种犹豫不决的情况，但这主要是在富裕的国家。这个现象在发展中世界当然也存在，但总的来说，人们看得到这些疾病，想保护他们的家人，他们通常可以很容易地克服疫苗犹豫主义，因为人们能够得到一些来自当地的卫生工作者或其他专家、宗教领袖的帮助和辅导。

但是新冠改变了一切，因为突然间事情被严重政治化，这不再是关于疫苗和科学，以及什么对你有好处，而是变成了你相信谁，充斥着阴谋论以及假新闻。这成了一个问题，因为在我们的世界里，假消息在互联网上以光速传播，每个国家都受到影响。突然间，在发展中国家，我们不再为人们解释当地问题，而是不得不说服他们不要相信一些他们听到的关于其他国家和政府的阴谋论。这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而且它一直在继续，有各种团体传播错误的信息，有时来自疫苗的支持方和反对方两方面，这些信息令人们困惑，也就对机构不再那么信任。最终，在新冠疫情中，我们所拥有的只是科学；而挑战是，我们不知道所有事，因此，科学是会改变的——并不是说科学改变了，而是你学到了更多，然后你就改变了你的建议——而这是可以的。但我们必须听取专家的意见。当然，我们一直处于一个专业知识被贬低的时期，有一些人对此知之甚少，却在夸夸其谈，并创造了迷思和虚假信息，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疫苗捐助国

界面新闻：你如何看待中国在过去两三年里的疫苗推广方面的成果及挑战？

塞斯·伯克利：首先，介绍一下Gavi进入中国的历史。Gavi在中国的工作开始于2001-2002年初成立的时候。中国的问题是乙型肝炎的发病率非常高。当胎儿从母亲那里传染乙型肝炎时，就会导致慢性感染，其中许多人继续发展为肝癌。中国每年有大约35万人死于肝癌，超过10%的儿童被感染乙型肝炎，这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们与中国合作，看看我们能否在农村地区获得（疫苗）高覆盖率。那是在非常贫穷的地区，在困难重重的条件下，我们能够实现非常好的覆盖率。在此基础上，中国政府制定了一项政策，将其推广到全国。今天，只有不到1%的儿童感染乙型肝炎，而且癌症正在消失。因此，这是我们在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功，当时中国还是Gavi的一个受援国。

在中国发生的下一件事是，2013年，世界卫生组织将中国生产的日本脑炎（流行性乙型脑炎）疫苗纳入其通过预认证的药品清单。那是中国获得世卫组织预认证的第一种疫苗，所以，中国成为了供应商，我们能够从中国购买疫苗使用。然后中国成为了资助者，第一次捐款对中国的体量来说相当小，是一笔500万美元的捐款，第二次他们提供了2000万美元的捐款，当新冠暴发时，中国加入了COVAX，也成为COVAX的疫苗供应商和资助者。中国政府向COVAX提供了1亿美元的赠款，用于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因此，从本质上讲，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角色发生了转变。最初中国是受援国和疫苗生产国，后来是捐助国。我认为这显示了中国在这些年里地位的变化。

关键的教训：应对危机时必须愿意承担风险

界面新闻：Gavi是私营和公共部门之间的桥梁，与二者紧密合作。您如何描述Gavi的运营方式？你认为这种方法可以适用于不同国家吗？还是只适用于第一世界国家？

塞斯·伯克利：首先，从哲学上讲，人类的重大问题不会由政府、非政府组织、联合国和私营部门来单独解决，而是将由这些机构的某种组合来解决。因此，正如你所说，Gavi的目的是作为一个联盟，将许多关键的合作伙伴聚集在一起，同时与工业界合作，与私营部门合作，与捐助国合作，与贫困国家合作，共同致力于推动这一进程。在我看来，这是唯一能够解决大问题的模式。

创建Gavi的原因之一是联合国在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上有一些限制，而Gavi是一个更加灵活的机制，它能够做一些事情，比如与这个私人供应商达成协议，但不与那个供应商达成协议，而联合国必须保持中立。这使我们能够迅速行动、调整、改变、适应。

当新冠出现时，世界没有准备，我们也没有准备。我们必须进行50或60项创新，使世界做好准备，以便能够推出这些创新，包括制造商的责任、无过错赔偿计划（如果有人因疫苗而受伤）、交付方案、在新冠疫情期间在产品上贴什么类型的标签以便它可以在全球使用、规模足够大的冷链设施……有这么多事项，我们只是沿着这个清单来，并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但这需要时间，这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教训，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关于应急融资的教训。另一个绝对关键的教训是在新冠疫情中，你必须愿意承担风险。我们在不知道它们是否有效的前提下投资并购买疫苗。如果它们不起作用，我们相当于把资助者的钱用来购买了失败的疫苗，大多数机构不能这样做。大多数机构会说，我们只有在知道它们的作用后才能购买这些疫苗。问题在于，如果你等到能确认这疫苗有效果才去买，你就会排在队伍的最后。而所有其他国家都有你知道他们在那里。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是，我们通常将疫苗与我们所有疫苗的交付资金捆绑。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有这么多的国际机构参与，有这么多的钱，我们认为，好吧，世界银行说他们有200亿美元，他们会提供资金（用于疫苗采购），我们只需要获得疫苗就好。结果是，这种方式并不那么有效，最后出现的问题是，我们不得不把上游和下游的工作都负责起来，并为交付要求资金，然后将其与疫苗联系起来，因为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国家在获得疫苗方面出现困难。总之，有很多很多的经验教训，现在的关键问题是确保我们记住这些经验教训，并在下一次有更好的准备。

界面新闻：你如何总结我们从这场新冠疫情中吸取的主要教训？

塞斯·伯克利：对我来说，主要的教训是，必须在一开始就准备好融资，必须能够承担风险，并提前认知到这种风险，必须将你的交付融资与疫苗捆绑在一起，必须采取一种全球性的方法，而且一定要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好的产品和运输技术。而且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在最后建立了一个系统，可以承受在新冠疫情期间有必要的工作的激增。一个有韧性的卫生系统是各国现在能够提供的最重要的东西。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经历过向老人或卫生工作者或其他人提供疫苗，因此，他们必须学会这一点，他们必须保持常规免疫接种，在2020年3月和4月期间，常规免疫接种情况下降了20%到40%，这一数字随后反弹，在2020年结束时，大约下降了4%，我们认为2021年它会继续上升，但病没有，因为封城和新一波疫情，它又下降了1个百分点。因此，常规疫苗接种在2020和2021年总共下滑了5%，这是一个悲剧，这是三十年来的最大下降。

但在此期间，各国提供疫苗的能力从9.5亿剂提高到30亿剂。所以说，覆盖率下降了一点点，但他们实现了这一非凡的激增。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强大的、有韧性的卫生系统，所以我们需要庆祝这一点。我们也需要继续帮助各国做更好的准备。因此，我们建立了冷链，我们建立了供应链，等等。但是，一旦我们开始使用mRNA疫苗，这些疫苗需要在零下80度保存，这不是常规的冷链标准，没有国家有这样的冷链。我们不得不迅速为所有这些国家提供零下80度的冷链，实际上，这些冷链大部分来自中国，在这一时期，我们试图争分夺秒地获得这些冷链，解决运输后勤问题。

新冠疫情仍未结束

界面新闻：在欧美，随着2022年以来防疫措施的逐步取消，新冠疫情似乎已经在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尽管人们仍然知道它的存在，但是人们表现得就像疫情已经结束了。

塞斯·伯克利：首先，新冠疫情仍未结束。因此，2022年的病例比2020年和2021年加起来还要多，新冠疫情目前仍然是一个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但是你是对的，人们只是表现得好像它消失了一样。世界各地仍然有很多新病例，由于接种疫苗，死亡人数已经大大减少，这是个好消息。但是没有理由认为新冠不会有另一个变化基因组和其他突变，新的毒株可能出现，可能会有一个加速再次出现疾病的浪潮，所以我们必须为此做好准备，这绝对是关键。

我们还必须教育人们，因为我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多重流行病并发（polyepidemic）的新时代。有一项研究表明，由于人口增加、气候变化对环境的影响、人口的流动，发生另一次新冠疫情的风险每年增加约2%，因此我们将看到越来越多的暴发。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一时期，鉴于所有恶劣的天气事件，巴基斯坦的洪水、地震、诸如此类的挑战，这些都导致了许多传染病的暴发，例如，我们现在有最严重的霍乱爆发，而且类似的情况将会增加。这就是为什么对世界来说，做好准备是如此关键，因为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我们将有更多的暴发和更糟糕的传染病，这是肯定的。因此，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我们的系统如何为此做出更好的准备。

界面新闻：作为一位已经在这个领域工作了几十年的传染病专家，新冠新冠疫情在哪些方面对你来说是特别的？

塞斯·伯克利：很明显，这是21世纪最糟糕的大流行病，可能也是自100多年前、一战期间的西班牙流感以来最糟糕的大流行病。新冠疫情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我们甚至不知道死亡的人数，现在的估计是超过2000万人，虽然官方数字是700万，但考虑到许多未报告的病例，所以真实数字甚至可能比这还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结果，新冠疫情一度让全世界进入封锁，可能带来的损失超过12万亿美元。因此，人们必须将其纳入视野，我做了一个TED演讲，谈到世界如何为这样的感染做好准备。重点是，少量的投资，即使不能完全阻止大流行病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你能使世界更好地准备、更迅速地作出反应，能够更快地阻止它，那么你将对经济、对人们的福祉和对疾病的结果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这些是我们认为需要做的事情。

界面新闻：我们现在正处于一种多重危机的时代，一个危机接着一个危机，不只是疫情，也包括气候变化、战争等。现在疫情似乎已经告一段落，分给疫情的关注似乎变少了。在与疫苗有关的投资中，你是否看到了投资者兴趣的变化？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

塞斯·伯克利：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最终，人们为新冠研制了超过400种不同的疫苗，其中许多仍在研发过程中。因此，有很多创新、很多新公司、很多工作。我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疫苗的复兴期，许多新技术将出现，它们可能对新冠和其他疾病有帮助。因此，我认为这是它好的一面。

不好的一面是，由于政治化，人们现在已经停止资助新的疫苗开发。这真的是一件疯狂的事情，因为我们需要的是能够阻止感染而不只是疾病的疫苗，可以通过鼻腔或口服来使用的疫苗，所以你可以在上呼吸道得到保护。因为我们不知道新冠是否会以其它方式再次传染开，我们需要能够预防所有新冠毒株的疫苗。在科学上我们需要很多东西，但公共部门的投资一直在减少，部分原因是它的强度，现在许多国家正在削减财政支出，各国正在转向其他事情等，所以这导致人们从一些科学投资中抽身。

界面新闻：你在12年前开始担任Gavi的CEO，你现在工作的重点是什么？

塞斯·伯克利：我仍然在运行Gavi和运行COVAX。所以我很忙。但是我对这一惊人的成就感到非常自豪，我们现在已经帮助了超过了10亿名儿童接种，防止了超过1600万名儿童的死亡。对我来说，今年的优先事项首先是恢复我们谈到的免疫接种率，同时确保我们重新回到帮助零剂量儿童的议程上，这些儿童没有得到任何疫苗。在新冠疫情期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了。这些儿童生活的社区中，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大约50%的儿童死亡发生在这些社区，人数不多，但是如果能接触到他们，就能带来巨大的变化。这是我们的第一要务。

第二是，现在有一种疟疾疫苗，鉴于它的优先性，要把它推广出去。在许多非洲国家，疟疾是最大的杀手。

第三，宫颈癌（HPV）疫苗是对妇女非常重要的疫苗，特别是对宫颈癌预防。在新冠期间，由于学校关闭，HPV疫苗接种是下降得最严重的一种。因此，我们正试图发起一场积极的运动，在2025年年底前为8600万女孩接种HPV疫苗。最后，将COVAX等新冠紧急计划纳入Gavi的常规计划，以便我们能够摆脱紧急模式，更多地进入与国家和制造商的常规规划模式，以便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合理的计划。当然，我们是否需要无限期地补种新冠疫苗，还是必须在几年内进行，这还是未知的，我们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继续关注科学，以了解必须发生的事情。

界面新闻：在你看来，提高HPV疫苗接种率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塞斯·伯克利：当我们刚开始做HPV疫苗接种时，因为青春期的女孩是一个新的年龄组，学校是一个新的地点，所以我们做了一组试点项目，在各国进行测试。如何与教师合作？如何与校长合作？如何获得家长的同意？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材料来告诉女孩为什么要接种疫苗，也告诉男孩为什么不接种疫苗？这种情况持续了数年，然后我们开始启动它并向前推进。我们曾预计在五年战略时期中为4000万名女孩接种疫苗，但我们最终只完成了约900万名女孩的接种。原因是，我们无法获得疫苗。我们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但是一些制造商减少了他们能提供的数量。我有些怀疑这可能是因为其他消费者以高价购买了更多疫苗。鉴于Gavi的收购价格非常低，也许人们决定不卖给Gavi，而是以更高的价格出售。现在我们有更多的供应和供应商，随着供应的增加，我们预计我们将有足够的数量，现在我们只需要确保人们仍然想要它，我们之前谈到的这种疫苗犹豫的情况不会阻碍疫苗接种。

现在中国有一家制造商正在生产HPV疫苗，所以最终应该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更多疫苗。我认为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最初，HPV疫苗是三剂疫苗，然后变成两剂疫苗，而世界卫生组织刚刚说，科学证据表明，一剂就足够了。世界卫生组织对各国说，他们应该审查自己的信息，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采用一剂疫苗。这并不是一个建议而是一种允许，各国可以考虑并决定他们是否转而改用一剂为标准。这种改变当然会有帮助，因为当你没有大量的疫苗供应时，现在可以为双倍数量的女孩接种疫苗。此外，你还可以在更多的活动中推广它，因为你不必在6个月后接种第二针。这就是现在发生的另一个转变，希望我们能使疫苗接种能够更快地实现。

顺便说一下，HPV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每年有超过35.2万人死于宫颈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宫颈癌是妇女最大的癌症杀手。而且如果你看一下产妇死亡，传统上男人在战争中死亡，传统上妇女在分娩时死亡。我们没有针对产妇死亡的疫苗，但产妇死亡已经下降，因此，现在死于宫颈癌的妇女比死于分娩的妇女多。

界面新闻：你刚才提到，中国的角色正在从疫苗接受者变成疫苗提供者。你对中国在未来成为疫苗提供者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有什么看法？

塞斯·伯克利：我认为一开始阻碍中国的问题是世界卫生组织要求了一系列疫苗监管体系评估，通过严格的检查和访问，以实现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以便能够出口疫苗。我们与中国合作，帮助中国建立这种能力。我们还与中国的疫苗制造商合作，让他们了解情况，也帮助他们，如果他们想申请预认证，也就是世卫组织的批准程序。这有点复杂，它需要用英语，需要用某种方式做事，而一些制造商最初没有这种技能。但当然，他们在这一部分也变得越来越成熟。因此，我认为在未来，中国有很好的机会成为世界的疫苗生产国。而且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我们希望以合理的价格和稳定的供应获得高质量的疫苗，这就是我们所寻找的。而且我们希望有机会与中国合作，使一些主要市场更容易拥有足够的疫苗。

（高铂宁对此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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